弛禁時期:寧藩家族興起習詩寫詩之風,結成詩社以精進詩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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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后期,宗藩藏書最多的是周藩,朱睦所編《萬卷堂書目》至今我們仍能見到,寧藩藏書也不少,但是零落散亂者較多,同時寧藩讀書人也非常多。

弛禁以后,寧藩的文學活動非常豐富,王孫們結社賦詩,創作成果豐碩,他們還不局限于藩國內部的文學活動,積極參與外界詩社,與主流文壇文人之互動增加,此時寧藩文風進入了最為昌盛的階段。

弛禁時期寧藩的生活與著述

明代后期朝廷完全放開藩禁政策,開宗藩四民之業,解除城禁,興辦宗學,推行科舉制度,這些政策拓寬了宗藩子弟的生活道路。這一時期,寧藩文人的著述又逐漸宏富,數量和質量皆超越藩禁階段,特別是在詩歌領域,取得了較高的藝術造詣。

一、弛禁以后寧藩生活道路的拓寬

明代中央朝廷為了防嫌宗藩,通過一系列藩禁政策加強對各地宗藩的管理,既重一切之禁,同時又厚養以祿。隨著宗藩人員日益繁衍,宗祿開支龐大成為朝廷一大財政難題。國初,親郡王及將軍一共四十九位,到了隆慶年間,玉牒在冊者達到兩萬余人,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,當時天下歲供京師不過四百石,可見每年的宗祿開支已經遠超京師的兩倍。

由于龐大的宗祿開支引發中央朝廷及地方的財政困難,嘉靖末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、棗陽王朱祐楒等人開始上書提議放開四民之禁。萬歷初年,弛禁的呼聲越來越高,范圍越來越廣,涉及到藩禁政策的方方面面。

關于四民之業和城禁。萬歷十八年六月,禮部議奏處宗藩事宜:“一、議開業。各王府宗室子弟設有宗學教養,其名糧諸宗及無名糧庶宗愿入儒學者,與民間子弟一體考試,其無名糧花生傳生農商之業,聽其自便。一、議城禁。各宗既已開業,自當寬其城禁,在學者給批考試,農商者許于封城四境生理。……命如議行,仍附入《要例》。”

朝廷放開藩禁政策以后,改變了過去宗藩“身不勞于汗馬,承爵而榮,心不勞于耕讀,既祿而富”的庸碌狀態。這一時期,寧藩涌現了一大批士子名人,他們或著書立說,投身學術;或發憤入仕,致身科場;或放棄名爵,一意農商。

二、寧藩各支文人作品考

明代江西寧藩文學以始祖朱權為濫觴,其后裔子孫精工詩書者甚眾,文風盛極近三百年,尤其是隆慶萬歷年間多、謀兩代王孫中,詩人輩出,一時詩風極盛,蔚為大觀。相比藩禁階段,這一時期寧藩詩人有詩集傳世者多達三十五人七十八種。

明代后期寧藩詩集見于著錄者,凡 78 種,今存 4 種,十不存一,文獻亡佚頗多。好在寧藩一些優秀的詩歌零星散見于各種詩歌總集之中,如陳田《明詩紀事》、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、朱彝尊《明詩綜》等等,故仍能窺見這一時期寧藩詩歌的基本風貌。

寧藩交游圈的擴大

明代后期寧藩大多數成員的爵位為中下層的將軍、中尉,他們的地位自然無法和藩王相提并論,但畢竟是宗室成員,皇族的身份將他們與普通民眾區別開來。時人的一些詩作經常尊稱宗藩子弟為“王孫”、“王子”、“公子”、“宗侯”、“君侯”等等,可知結交宗藩王孫成為明代后期文人士子的一種榮耀。另一方面,與主流文人的交往,能夠擴大宗藩詩人的影響力,并迅速參與進入主流文壇。

與后七子之交游:寧藩與后七子復古派文人的交往始于朱栱榣、朱栱樋等詩人,嘉靖年間,他們與余曰德、吳國倫已有詩文倡和。后七子之徐中行卒于萬歷六年,余曰德卒于萬歷十一年,王世貞卒于萬歷十八年,吳國倫卒于萬歷二十一年,故后七子與寧藩之交往持續到萬歷前期。

朱多煃因同鄉余曰德得以結識了當時的文壇領袖李攀龍和王世貞,并加入了后七子詩社,王世貞曾作《續五子詩》,將朱多煃與王道行、石星、黎民表、趙用賢五人列為“續五子”。隆慶四年,李攀龍暴疾而卒,朱多煃作挽詩《哭李于鱗二首》。

與“南園后五先生”之交游:萬歷前期,寧藩王孫除了與李攀龍、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來往頻繁,還與另外一個群體“南園后五先生”相交甚密。“南園后五先生”,指的是嘉靖、隆慶年間嶺南五位杰出的詩人追慕明初以孫蕡為首的“南園五先生”之遺風,重新在南園(今廣州)結社賦詩,他們分別是歐大任、梁有譽、黎民表、吳旦、李時行,其中,李時行是最早與寧藩王孫結交者。

嘉靖二十四年以后,李時行辭官歸隱,從此漫游四方,東覽泰山,西上匡廬,在旅居江西期間,他曾是寧藩王孫朱栱樋府中的常客。南園后五先生”中與寧藩王孫交情最深最久的乃是歐大任和黎民表。

與著名戲曲家湯顯祖之交游:萬歷中后期,寧藩王孫與當時著名戲曲家湯顯祖交往最親密,今存寧藩王孫朱多所作《秋夜湯義仍方仲美集宴》一詩,這首詩記錄了湯顯祖和方尚赟(字仲美)等文人在朱多府中集宴的情況,其時是秋天的某一個夜晚,文人們飲酒作詩,心情愜意。

建安王、樂安王與利瑪竇之交往:萬歷二十三年五月,利瑪竇在南京傳教時受到阻礙,于是輾轉來到了江西,到達南昌之后,利瑪竇換上了中國儒生的袍服去拜訪他的中醫朋友王繼樓。王繼樓盛情邀請他參加宴會,瑪竇所說的皇親國戚,正是寧藩王孫們,引起利瑪竇注意的不是那些“較低級”的將軍和中尉,而是當時寧藩的最高爵位建安王朱多和樂安王朱多焿。

與外藩之交游:藩禁時期朝廷嚴禁各藩府之間互相往來,明代分封到江西的宗藩除了封地在南昌的寧藩,還有封地在南城的益藩和封地在鄱陽的淮藩,江西三藩距離不遠,但是受制于藩禁政策,百余年間從未有任何聯系。

直到萬歷中期弛禁以后,天下各藩能有所來往,寧藩今有朱多炡《上益王》和朱謀晉《寄訊遼府用極兄》兩詩,證明了寧藩王孫與益藩以及湖北遼藩已經有交游。

寧藩文人結社的興起

明代后期弛禁階段,寧藩文人的交游圈逐漸擴大,與主流文壇的交流互動增加,隨后文人之間亦興起入社之風。關于文人結社的界定,主要有兩個判斷標準:

第一,社名、社址、社長、社約、社會、社詩等皆明確可考或部分見于記載的,這毫無疑問當歸于結社之列;

第二,在文人唱和酬答之作或有關記載中,出現過“詩社”、“吟社”、“同社”、“社中”、“社友”、“同盟”、“詩盟”、“詩酒會”、“文會”、“文字之會”、“結社”、“入社”等語的,也是結社的重要依據。

芙蓉園社:朱多煃著有詩集《芙蓉園》,可惜已經全部散佚,今人能見到關于芙蓉園集社的詩歌僅余曰德的數首:《芙蓉園醉歌》、《芙蓉園避暑》、《芙蓉池上同用晦對月》、《載酒集芙蓉園》等。

佳山社:關于佳山社的記載,今僅見于《新建縣志》,可知,佳山社的成員包括朱謀、汪應婁、喻均、張洪陽等人,結社時間應當在萬歷三十七年以后。

龍光社:其具體社址當在南昌城外龍光寺旁陸長庚、丁繼嗣所建公館,結社時間在萬歷四十四年,成員幾乎為寧藩王孫。龍光社成員的詩集今已全部亡佚,僅朱多(知白)存詩一首《秋日社集》;朱謀(郁儀)存詩十一首。朱謀圭的《秋日龍沙社集》真實記載了龍光社的周圍環境、文人詩歌唱和的具體情境以及詩人參加詩社的心情。

弛禁以后寧藩詩歌創作論

明代后期寧藩詩人輩出,作詩論詩之風興盛。經統計,明代后期寧藩八支有詩集存目以弋陽、瑞昌、石城三支居多,這些詩集大部分已經亡佚,現存的幾部詩集和散落在各部總集中的寧藩詩歌主要是隆慶、萬歷年間所作,天啟以后的寧藩詩歌所存極少。

這一時期,寧藩除了一些擬古之作,詩歌題材亦有所拓展,或追尊祖德,發揚先祖之流風余韻,或描繪異國他鄉之風光,抒發對故鄉南昌的思念,或紀錄凄涼艱辛的生活窘境,預示著王朝末世的悲哀。

一、依古題古意,韻味盡失

終明一朝,寧藩家族一直籠罩著文學復古的氛圍,這一風尚以始祖朱權的《西江詩法》為濫觴,寧靖王朱奠培的《松石軒詩評》承祖父之余緒,繼而延續至嘉靖朝的朱栱榣、朱栱樋等詩人,直到隆慶、萬歷年間寧藩詩歌仍有擬古學古的傾向,詩歌復古精神在這個家族中傳承了上百年。

唐人詩歌眾多,朱多炤憑借自己的學識,選取杜甫及唐代其他名家詩句,分五種體裁集成一冊,以供日常閱覽。朱多炤另外一部詩集《友雅》三卷,收錄的詩歌均為李夢陽、邊貢、徐楨卿等前七子復古派詩人之作,這兩部詩集表現出朱多炤宗唐復古的編纂理念。

在朱多憒的《朱宗良集》和朱謀境的《擊轅稿》中,則有寧藩詩人諸多擬古之作,以樂府詩和古體詩居多。其中,朱多憒的二十首樂府詩,文字皆直接模仿古辭,有的詩句直接引用,有的稍做改變,題旨完全相同而韻味盡失。

二、追尊祖德,紹續先祖遺風

正德年間宸濠之叛,連累了整個寧藩家族,有的被禁錮鳳陽高墻,有的被迫避禍他鄉,有的被朝廷處死,甚至連始祖寧獻王都受到牽連,宗廟祭祀之禮由此中斷,朝廷直接下詔章疏無需避諱“權”字。

直到嘉靖中期,寧藩王孫才逐漸得到朝廷的寬恕,寧獻王朱權、寧惠王朱盤烒的廟祀得到恢復,寧藩家族至此由衰復盛。作為當時南昌地區的王侯世家,這一時期寧藩王孫所作的一些詩篇,表現出追述先祖功德,以家族為榮之意。

自古以來,中華民族一直有尊祖德的傳統,尤其是封建社會的世家大族,祭拜先祖,乃是傳承和弘揚家族文化精神。寧獻王朱權經歷了一番變故以后,懂得如何處理與朝廷的關系,如何保全自身及家族榮耀,為子孫后代開創了一條藝文的道路,還專門寫下《家訓》及《寧國儀范》,希望借此警醒后人。

朱權逝世后這百余年,這種優良家風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,寧藩各支子孫骨肉相殘,在文學文化上并沒有多少有成就的人。直到朱宸濠兵敗以后,寧藩子孫吸取了慘痛的教訓,重新理解始祖朱權之良苦用心,不再骨肉相殘,亦不再糾結于與朝廷之斗爭。朱謀的祖父輔國將軍朱栱概因經歷過宸濠之亂而不斷自省,決定重振門風,寫下《家訓》一篇訓誨諸子孫,被朱謀載入《藩獻記》。

三、紀行述聞,抒發鄉思之情

弛禁以前,寧藩詩人筆下的暢游寫景之作,皆為藩府所在地的風光景致,他們游覽范圍幾乎為南昌城內之亭臺樓閣、寺廟庵觀,藩禁最嚴時連城外之西山都無法涉足。弛禁以后,寧藩王孫紛紛出城遠游,遠游歸家之后,寧藩詩人們往往約友朋集聚,或道思念之情,或敘異鄉風情,或贈以特產。

四、沉疴煙火,末世皇族之哀

綜觀此前寧藩的文學創作,無論是寧獻王朱權的雜劇、散曲作品,還是寧靖王朱奠培的游仙、擬古之詩,都呈現出一種皇家貴族氣象。即使是藩禁時期的寧藩將軍們,他們的詩作所寫仍是貴族生活的雍容富貴之態。

到了明代中后期,宗藩人口繁衍過多,宗祿開支已經超出朝廷的財政負擔,以至時時發生拖欠宗祿的問題,下層宗藩子弟的生活質量幾乎是逐年下降。他們的詩歌紀錄了凄涼悲苦的生活遭際,反映了寧藩詩人已經完全從貴族降至平民。

結語:

明清鼎革之際,宗藩作為皇權在地方的象征成為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重點打擊對象,寧藩王孫們或逃離故國,輾轉他鄉,或改名易姓,隱居不仕,文運盛極而衰。明亡以后,寧藩的詩集損毀、流失非常嚴重,南昌城內寧藩的名勝古跡大多在戰火中被毀滅,朱奠培的琴書樓、朱多熒的匡廬王府、朱多煃的芙蓉園等等如今已難覓蹤跡。

寧藩兩百余年的文化沉淀,最后到明清之際出現了一位文化巨人——八大山人。八大山人,又稱朱耷,本名朱統 ,封輔國中尉,寧獻王九世孫。其祖父即為萬歷時期著名的宗藩詩人、繪畫家、篆刻家朱多炡,八大山人在詩歌、繪畫、書法領域皆超越他的先祖們,他之成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藝術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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